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  --  朱常洛 --  朱常洵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

　　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向明神宗建议立长子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却加倍宠爱郑贵妃，并且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

　　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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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

　　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张居正主政的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不是很喜欢他。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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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臣拥护朱常洛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

　　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时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三王并封之礼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

　　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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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已经册立，国本之争算是结束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册立之后，朱常洛的待遇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地位也没有因此而提升，处境依然很危险，万历三十一年的“妖书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妖书”的大意是说神宗立朱常洛为东宫只是迫不得已，以后必定会改立常洵。

　　类似的“妖书”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就曾出现过，名《忧危竑议》，此书假托朱东吉之口揭露了郑氏的夺嫡之念，但由于神宗的压制，此案未起波澜。“妖书”在太子册立后再次出现提醒廷臣，太子的位置依然不稳固。而且，“妖书”的出现也不是空穴来风，它与福王朱常洵之国的问题密切相关。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明代的定制，福王成年后就应该到他的封地去，谓之“之国”，但郑氏对于立储并没有彻底死心，还是把福王留在京师不让他就藩，而神宗也是三番两次地故意拖延，这实际上就释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虽然太子已立，但随时都有可能被福王取代。于是廷臣争相奏请福王之国。对此，神宗先以福王府邸未成为借口;四十年冬，福王府邸落成，首辅叶向高奏请福王之国，神宗传谕说福王将于明春之国;到了第二年春天，并不见福王有之国的迹象，于是兵部尚书王象乾又奏催福王之国，对此，神宗说亲王之国的时间是在春天，现在已经快过了，明年再去吧。

　　对于神宗的推延政策，大臣早就洞悉，不断上疏力争。不久，神宗又传旨说要想让福王之国，必须要为他准备四万顷庄田。对于这一苛刻条件，首辅叶向高表示不可能办到，但神宗仍坚持四万倾之说，并不退让，欲以此继续拖延时间。后又传谕内阁，欲以为太后祝寿为借口拖延之国日期，但此议为叶向高封还，他本人也以辞退力争。后来在李太后的帮助下，福王终于四十二年三月就藩。至此，前后延续了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才最终落下帷幕。

　　国本之争中，神宗其实是倾向于立宠妃郑氏之子为太子的，这种意向较为明显。若非大臣前赴后继地疏请、力争，朱常洛最终能否当上太子，就很难说了。如果说明代的大臣都是唯唯诺诺地听命于皇权，他们为什么敢如此勇敢地劝谏甚至顶撞君主呢。如果说皇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为朱常洵为何未能如愿以偿地被册封为太子呢?所以说明清时代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皇帝的意志统领一切，一切都是专制的。皇帝的行为如果不符合礼法、规则(比如国本之争中，皇帝一意想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立储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也会遭到官员们的反对，从而在压力下放弃自己的不合理行为。

　　更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存在约束皇权的力量的，只不过这种约束并非来源于制度性的强硬规定，而是官员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理性坚守，以劝谏、力争甚至请辞等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当然，我们不宜将这种约束看得过高，毕竟，这种约束并不能时时束缚住君权的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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