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

　　民国四公子都是谁？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人士把当时四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公子。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一、中国第一大收藏家--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

　　张伯驹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

　　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以武勇于乱世之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大军阀。

　　少帅数度挥兵入关，两次直奉大战成名。

　　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少帅统领东北，同苏军打了一大仗，又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改旗易帜”。为保存实力、避免被日军挑起事端而“不抵抗”撤离东北，“九·一八”之后同杨虎城将军“兵谏”，被蒋关了大半生，2001年以101高寿去世于夏威夷檀香山。

　　张学良为当时花花公子之魁首，鸦片、可卡因、女明星无所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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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人士把当时四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公子。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一、中国第一大收藏家张伯驹

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他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

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大军阀，以武勇于乱世之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大军阀。少帅数度挥兵入关，两次直奉大战成名。

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少帅统领东北，同苏军打了一大仗，又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改旗易帜”。为保存实力、避免被日军挑起事端而被当时称为“不抵抗将军”率东北军撤离东北，“九·一八”之后同杨虎城将军“兵谏”，被蒋关了大半生，2001年以101高寿去世于夏威夷檀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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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经是苏州名门千金，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原名潘白琴，也叫潘慧素。幼年时期，大家闺秀的母亲沈桂香，聘请名师教她音乐和绘画，所以，她弹得一手好琵琶，绘画功底也扎实。十三岁时母亲病逝，她被继母王氏，卖到上海的妓院。如此冰火两重天的际遇，她却拾掇起无端的愁绪，铺展出别样洞天。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在那篇《永远的潘慧素》中描写三十年代的她：“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如此旖旎的资质，放在古代是薛涛一流，摆在民国更是当红花魁。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别号“潘妃”，但她不像别的交际花，接的多是官场客人，她的客人居然是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为主，这些人天天到她家酣畅淋漓地“摆谱儿”，吃“花酒”，她照样应接不暇地自顾自出“堂差”。民国“黑社会”们大多文着文身，潘妃便在手臂上也刺了一朵香艳的花。所以，每逢想到潘素，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手臂刺花的妍丽奇女子，游刃草丛的场景，想着那俗世的欢腾和肆意的热闹，还有她置身其中却不沾染半分俗气的玲珑，虽然身世堪伤，却和“红颜薄命”扯不上半分关系，甚至还带着违和的喜感，不禁抿嘴偷乐。

　　如果不是遇上张伯驹，潘素活色生香的名妓生涯未必结束那么早。这位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是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少帅张学良)，其父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伯驹的奇异，似乎章回体才能尽兴：伯驹出身豪门，玉树临风，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天然一段风情，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中。竟也是，贾宝玉的骨子，纳兰容若的脾性，不顾双亲反对，退出军界，厌倦功名。从此，读书、唱戏、写字、古玩、耽美在名士圈，名副其实一个京城大公子。这么一对奇男异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张伯驹对潘素一见钟情，当场挥笔写了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片语解风韵，寥寥两行字，把潘素的神态容貌与特长，描摹得淋漓尽致，博得佳人倾心。两人的热恋，激怒了已与潘素有婚约的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把潘素软禁在西藏路与汉口路交口的一品香酒店。

　　哪里料到，情痴张伯驹居然托朋友买通臧卓的卫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孤身涉险，劫走潘素。那是1935年，潘素二十岁，张伯驹三十七岁。从此，两人一生沉浮，形影相随。婚后，张伯驹发现了潘素的绘画天分，不仅大加赞赏，更是着力栽培。在他的引荐下，她二十一岁，便正式拜名师朱德甫学习花鸟画，接着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各教所长，同时还让她跟夏仁虎学古文，这位夏仁虎，便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公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潘素精进迅速。张伯驹带她游历名山大川，从自然的雄浑奇绝中寻找艺术灵感，此外，张家丰富的名家真迹，更是她学习的范本。

　　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墨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唯一的真迹《上阳台帖》，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等等，这些听起来神话般的名字，随便哪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潘素自述：“几十年来，时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终日沉浸在写生创作之中。”张大千夸她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画曾被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日本天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老布什等。她已然是现代首屈一指的青绿山水画家。画如其人，潘素的画，像极了她自己的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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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侗生于同治十三年，是贝勒载治第五子，所以有“侗五爷”之称。载治生父是奕纪，因道光帝长子奕纬无后，载治奉旨为嗣。从血脉上说，溥侗是奕纪的嫡孙，而奕纪是清中期四大书法家之一成亲王永瑆的嫡孙，因此溥侗是成亲王一脉。

　　光绪七年，溥侗被恩封镇国将军，随后奉旨进宫，在上书房当光绪的伴读。光绪三十三年，恩封加辅国公衔。后来的西园先生棋琴书画经史子集无所不精，有人以为这跟他少年时“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后来的红豆馆主潇洒不羁游戏人生，有人以为这也跟他“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看来，成也“上书房伴读”，毁也“上书房伴读”。

　　细品这分析，有几分道理，“上书房伴读”让他博览群书，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却也让他从光绪身上知晓苦难人生的可怕，生活于牢笼中的可悲。所以他成了宗室后裔中最有才华的“顽主”，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

　　一出戏气坏辫子帅

　　1917年6月30日晚，率三千辫子兵进京的张勋张大帅，带着几位亲随叩开皇宫大门。按中华民国与逊位的宣统皇帝的约定，除每年拨专银外，故宫仍归退位皇帝使用，受民国法律保护。所以，即便有遗臣旧故欲见溥仪，也是白天按程仪晋见，晚上叩门之事从未有过。

　　但是，太监并未盘问，便引领来人往养心殿，逊帝溥仪早已在养心殿等候，看来这次晋见是预先“勾通”好了的。第二天即7月1日，张勋一身戎装亲带侍卫再进午门，此时的午门早就城门大开，城头也一改平日的素淡而插满了龙旗。

　　北京城一夜骤变，大清复辟，宣统又登帝位，用张勋的话说这叫“奉还大政”。最热闹处是四九城的估衣铺，长袍马褂成了抢手货，待估衣铺无货可卖后，人群拥向寿衣店。原本西装时髦，一时间长袍马褂成了亮丽的风景线。

　　正在家琢磨戏的西园先生接到宫里通知：明日在江西会馆恭演大戏，以示对大清复辟的庆祝。通知还要求辅国公溥侗登台献艺……溥侗心知肚明，这“通知”绝非溥仪“上谕”，因为按朝廷的规矩，天潢贵胄坐于亭轩之中品茗清唱为“雅”，真要登台彩唱则有失身份。何况演戏的场所选在江西会馆，而不是宫内漱芳斋，肯定是那帮“复辟狂”为拍张勋的“马屁”想出的勾当。

　　张勋是江西人，贫寒出身，自幼投军，因作战勇猛，按军功升迁，曾一度调进京师，为慈禧的扈从，耳濡目染，对京剧有了偏爱。在江西会馆演京剧庆贺张勋的“丰功伟绩”，纯粹是投其所好，借机投靠。

　　溥侗原想一拒了之，可转念一想，不如唱《千忠戮》“惨睹”一折，让那些妄想拿我当晋身之阶的鸟人知晓，我侗五爷不是省油的灯。

　　主意打定，立即找袁克文商议，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公子，并最受袁世凯器重，但并不热衷帝制，对帝制厌烦之心有诗为证，其诗云：“隙驹留身争一瞬，恐声催梦欲三更。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对自己的父亲复辟帝制尚且不满，如今张勋捧出废帝，自然更嗤之以鼻。一听溥侗约他共演《千忠戮》“惨睹”一折，立刻了然其意，当即便道：“然也，正好出出这一腔怨气。”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悲歌苍凉，荡气回肠，真个是凄凄惨惨切切，唱得声泪俱下。

　　这出《千忠戮》是出了名的悲剧、惨剧，说的是明朝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君臣化装一僧一道，逃出南京奔襄阳。先人是由僧而帝，建文帝是由帝而僧，江山易主，腥风血雨，一路见忠臣被戮，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惨绝人寰……溥侗、袁克文在台上忘形地演，淋漓尽致地唱。台下却有人如坐针毡：该唱《大登殿》才对，怎么……张勋更是兴冲冲而来，怒冲冲而去。

　　不买张宗昌的账

　　1927年，主政山东的土匪将军张宗昌想要风风光光地过个生日。

　　当时，劝袁世凯登基的著名复辟派大员杨度，正在张宗昌手下谋生，他投张宗昌所好，提议请“大腕儿”来济南，在张宗昌大帅府唱堂会。

　　这提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于是备足光洋，广请名家，终于请到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莅临济南。在为“大腕儿”接风的宴会上，张宗昌一时兴起，向梅兰芳询问，民国四公子中袁二、侗五的戏如何?

　　梅兰芳回答说，那两位是行家中的行家，梨园界向来敬重。原本是饭桌上的闲谈，问者未必有心，殊不知杨度闻言又献忠心：不就袁二、侗五吗?拍封电报请二人前来就是。

　　袁克文接到电报与侗五爷商议。两人交情不浅，同台唱戏是寻常之事。可侗五爷断然拒绝，还痛骂了张宗昌一番：“你个土匪将军，反复无常的小人，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如今过个贱辰竟要爷去捧场，爷乃正人君子，天潢贵胄，岂能与你为伍!爷不去!爷不赏你这个脸!”

　　随后，又劝袁克文也别去捧这个臭脚。可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此时的袁克文手头拮据，羞对人言，碰到这能大把挣光洋的机会，不愿放弃，于是一人南下抵达济南。至于此行挣到多少光洋?肯定不少，光为张宗昌写一幅中堂，就收了光洋?千大枚。

　　堂会上，袁克文与程砚秋唱了出《琴挑》，看客大饱眼福，张宗昌更是得意：袁世凯的公子为我登台唱戏贺春秋，我张宗昌太有面子啦。然而，风光过后是劫难，几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济南，张宗昌成了丧家之犬。北伐军追究起堂会之事，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原本伶人，以唱戏为生，无可厚非。民国第一罪人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袁二与土匪将军勾搭连环，表明袁二绝非善类”的议论盛传。

　　民国政府借此颁发通缉令，称袁克文为军阀余孽，连他所著之《洹上私乘》也严禁发行。袁克文只身逃往上海租界，他想起侗五爷那段痛斥张宗昌誓不与之为伍的“道白”，后悔不迭：“侗五爷高明!早知如此，这光洋不挣也罢!”后又从上海租界转天津租界，1931年去世，才四十多岁。

　　当然，这怨不得别人，袁克文的放荡不羁与侗五爷的潇洒不羁不同，他抽大烟、宿青楼是寻常之事，而侗五爷虽对老规矩、旧礼教不以为然，但对大烟之类是断然不碰的。袁克文的丧事成为当时天津的奇闻，轰动一时，僧、道、帮会组成送殡队伍，其中最招人眼球的是为数不少主动前来的青楼女子。

　　事后，有人为侗五爷叫好，说侗五爷有先见之明。侗五爷实话实说：“后边的事做梦也没想到，我就是瞧不上张宗昌的德行，烦他那号人，不愿搭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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