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才女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吕碧城，作为《大公报》的第一位女编辑闻名20世纪初京津地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石评梅终年不满二十七岁，创作生涯仅仅六年，但诗歌、小说、剧本、评论等体裁，她都曾驾驭过;关于张爱玲，1961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高度评价这位中国现代女作家，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

　　吕碧城

　　吕碧城(1883年-1943年) ，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准，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其实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不能相信。

　　在吕碧城的许多文章中，她都谈到怎样建立一个强国的想法。她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国之强盛的唯一办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济世救民。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吕碧城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她雄心勃勃，欲一展抱负，但是黑暗的官场让她觉得心灰意冷，等到1915年袁世凯蓄谋称帝野心昭昭时，吕碧城毅然辞官离京，移居上海。

吕碧城

　　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与她交往的社会名士中，不乏才子和高官，但她在婚姻一事上，早期被弃的阴影一直困扰不散，再加上她自恃清高，始终觉得身边无可匹配之人，所以宁愿独身终老。当友人问及她的婚姻，她回答说：“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于是，吕碧城虽姿容优雅，但终身未婚。

　　萧红

　　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著名女作家。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

萧红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942年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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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爱情曲折而坚定，两个人犹如天空中的烟火，在短暂的生命中演绎了绚丽灿烂的绝世之恋。

　　虎口脱险 心系评梅

　　1896年，高君宇出生于山西省的一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就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20岁时，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骨干之一。1922年，在党的“二大”上，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4年，北洋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国共两党成员展开大搜捕。高君宇将自己扮成厨子侥幸脱险后，接到上级指示，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临走之前，他决定去看一眼心中最放不下的人——石评梅。

　　会馆初遇 互生好感

　　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正在作反帝反封建的演讲，他就是高君宇。石评梅认真地聆听着，并被深深地感染。山西会馆的偶遇，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书信往来，石评梅和高君宇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

　　感情受挫 同命鸳鸯

　　1923年的夏天，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范的学业。毕业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这一年的秋天，她收到高君宇的一封来信。信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封突如其来的求爱信让石评梅陷入忧虑和矛盾中。她想了很久，在红叶上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能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原来，石评梅的第一个恋人叫吴天放，是一个风流才子，曾经留美学习。虽然他有家，但一直疯狂追求石评梅。在他们相恋的第三个年头，一次突然的造访让石评梅见到了吴天放的妻儿。最终，她选择了离开。这次感情的挫折令她失去了重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勇气。

　　高君宇也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他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认识了石评梅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摆脱封建婚姻束缚的信念。被石评梅拒绝后，高君宇对弟弟说：“我对她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

　　象牙对戒 以表心意

　　回到前文所说的高君宇虎口脱险后，必须离开北京前往山西。在临走前的那一晚，他去找石评梅。那个晚上，他告诉石评梅自己回到山西就解除那婚约。石评梅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下决心终身不嫁。高君宇没有食言，在他的力争之下，1924年秋，那场延续了10年、名存实亡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石评梅的生日快要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附在书信中，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外一枚则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石评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这对白色戒指，象征了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

　　陶然亭外 净土埋骨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高君宇随孙中山抵达北京。回到北京的他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可多年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不久，他住进了医院。在这期间，石评梅差不多每天都来探视，二人谈得很投机，有的时候，他们戴象牙戒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之后，出院不久的高君宇患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术后大出血，1925年3月6日凌晨，高君宇去世，时年29岁。按照高君宇的生前心愿，他被葬在陶然亭畔。

　　郁郁而终　陶然同丘

　　高君宇的去世给石评梅极大的打击，她觉得自己太脆弱，太不果断，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于是，她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哭，说自己害死了高君宇，欠了他很多。在高君宇的墓碑上，石评梅写着：“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1928年9月，26岁的石评梅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然戴着那枚白色的戒指。人们把她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二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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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萧红，1911年6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府(1905年1月至1913年为呼兰府，2004年后划为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萧红因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萧红一生受尽白眼冷遇，她的作品中最有成就的是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她一生拒绝给定、拒绝平庸，这不仅体现在她对传统社会的抗争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更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不管是从题材选取还是手法运用，萧红都拒绝已有成法，另辟蹊径，坚持自己别致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将北方乡村特有的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的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限新奇。

　　生平

　　萧红的童年并不美好，生母早亡，父亲张廷举续弦后，继母梁亚兰与萧红姐弟感情并不亲密。据黑龙江大学萧红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君介绍，父亲张廷举在当时，担任过呼兰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省教育厅秘书等职，表面上的做派比较新，但骨子里的观念比较旧。萧红母亲死后，家境变坏，张廷举工作和理家不能兼顾，心情不佳，对孩子也没有好态度。这些都给幼时萧红留下了影响。

　　家中最疼爱萧红的就是祖父张维祯，叶君说：“她常跟祖父一起在后花园里做游戏，栽花、种菜、拔草，捉蝴蝶等。这后花园，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祖母死后，萧红搬到祖父屋里住，祖父也教她读诗。祖父给了她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成就了她日后的文学想象。”

　　小学时代，萧红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叶君透露：“同学回忆说她的一篇作文《大雨记》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家庭环境复杂导致萧红的性格很叛逆，懂得反抗。张廷举曾为萧红订下一门亲事，在萧红小学毕业后劝她放弃学业，令其成婚。萧红想上中学读书，逼迫父亲做出让步。叶君还原了当时的一些细节，“萧红在家消极抗争一年没什么结果。就放风说如果家里不答应上学，就仿效小学同学到呼兰天主堂当洋姑子。”

　　1928年，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就已展现出文学天分，并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叶君称：“萧红在东特女一中时代，发表在校刊上的作品是一首诗，名叫 《吉林之游》，原文不存。大意是记述全班同学到吉林春游的感受和热闹场面。这个时期，她最爱读的鲁迅、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也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记者提到萧红读中学时代深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影响，参加过五卅运动和1928年反对日本修铁路的学生游行时，叶君说：“五卅运动中萧红参加过为声援五卅运动而举行的募捐、义演活动。当时，还在义演的话剧《傲霜枝》里出演了一个小姑娘。1928年是在游行队伍里散发传单。”

　　萧红初中读完并没有放弃自己学业的想法。当时她认识了一个表哥叫陆哲舜。是当时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萧红相识后，鼓励萧红去北平读书，二人在北平读书的经历中，由于陆家切断经济来源，萧红与陆哲舜不得不回哈尔滨。有些书中描绘二人互有好感的经历在叶君看来是不实的，“萧红当时与汪恩甲订有婚约，萧红到北平原意是求学。到北平后，陆提出同居要求，被萧红严词拒绝。”

　　1931年1月，萧红寒假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遂与家庭断绝关系。2月底，萧红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

　　两人同居，萧红怀孕后，汪恩甲却失踪。汪恩甲这个人物形象很负面，叶君介绍：“汪恩甲是哈尔滨三育小学的一名老师。跟萧红恋爱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夜校进修。与汪的婚约，萧红一开始并无恶感。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不过汪恩甲身上有些纨绔习气，后来，萧红还偶然发现他有抽大烟的恶习，心里有些恶感。萧红的文字里的汪没有只言片语的负面评价。应该是一个本性不坏的男人。最后，他在东兴顺旅馆弃萧红而去，至今没有材料说明是怎么回事，因而是一个谜案。”

　　萧红当时挺着大肚子，只能困守东兴顺旅馆，旅馆老板曾逼迫萧红还债，“因为欠下400块大洋”，叶君解释，“老板见还钱无望，声称将其卖到道外圈楼(低级妓院)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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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碧城生于1883年，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12岁那年，父亲去世，因吕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

　　1904年，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敛之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从此，吕碧城声誉鹊起，一发不可收。此后，她兴办女学、提倡女权、出国游学，后因不屑袁世凯称帝，毅然辞去了大总统秘书的职位。

　　动荡的时代，新旧擅递，社会剧烈的变革，个人不同寻常的境遇，使碧城的词别开生面，多姿多彩，倍受世人瞩目。吕碧城是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也是近代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录六十六位名家词作四百九十八首，吕碧城五首殿后，有“一代词媛”之称。文学家潘伯鹰形容她的词“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近人钱仲联先生作《南社吟坛点将录》将吕碧城目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认为“(碧城)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

　　生平

　　吕碧城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吕凤岐曾做过山西学政，但在她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且无子嗣，其家族拒绝分配遗产，其母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吕家四姐妹投奔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八品官)的舅父严凤笙。

　　8年后，在清末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吕碧城有意去天津“探访女学”而遭到舅父严词骂阻，并训之以女子当“恪守妇道”。愤然之下，年方二十的碧城小姐逃出家门，独闯天津。

　　1923年，也就是吕碧城离家出走的20余年后，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娜拉出走之后”，谈到娜拉出走之后会面临的两个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当时女性很难在经济上做到独立，“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还告诫年轻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当年，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听，得知方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给她写了封长信。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这对吕碧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那意味着她拥有了当时离家出走女性面临的“堕落”和“回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作品，因其迥异于一般女性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当时名流纷纷唱和，并登门造访。

　　而且，吕碧城的文章还为她引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

　　1904年6月10日，借住在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正在看书，门房举着一张名片进来禀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接过名片一看，上书“秋闺瑾”三字。等到门房将此人引进来之后，吕碧城但见来客身着长袍马褂，一副男人的装扮，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长身玉立，目光炯炯，英气勃发，气度非凡，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

　　此人就是后来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因此许多人经常将吕碧城的诗词误为秋瑾之作，而秋瑾读吕碧城的作品，亦尝有引为同调之感，所以此次留日之前，特来登门拜访。

　　吕碧城和秋瑾交谈之下，不禁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吕碧城即将秋瑾留宿在自己的住所内，彻夜长谈，同榻而眠。对于国家的积弱凋敝、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的危机忧患，两人在观点上可谓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各有选择。秋瑾试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划革命。可是吕碧城自称是个世界主义者，虽然同情革命派，但并没有政治上的企图，相反，她更愿意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社会风气，以为将来济世救民作准备。

　　吕碧城和秋瑾的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二人约定，秋瑾去日本从事革命事业，吕碧城则在国内倡导舆论，遥相呼应。秋瑾还慨然取消其“碧城”之号，让与吕碧城专用，成就了两位卓异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就《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一度也使自己陷于险境。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特立独行，便是在穿衣打扮上，亦是敢于领时代之先，处处风标高致。她喜穿洋装，而且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衣衫。女作家苏雪林在《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一文中记述说，虽然因缘交错，使得自己和吕碧城从未谋面，但一直对其心怀仰慕，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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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5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打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

　　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

　　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

　　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

　　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

　　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她却不觉得。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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