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

　　明成祖雄才大略，在他即位后，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使得天下大治。

　　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样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影响了明清两朝。明成祖还在1421年，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

　　在对外方面明成祖多次亲征漠北地区，南征安南，在地方设置管辖架构，比如东北、西北、西南设立行省或管理司。 设哈密卫、开设贵州布政司等。，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派郑和下西洋，还派陈诚出使西域，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大运河，减轻税负。

　　此外，明成祖命人编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它包容了先秦以来所有经典的书，可以说就是本百科全书。这样的典籍客观上也备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书不至于失传。

　　明成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疆域辽阔。 由于明成祖年号为“永乐”，以至称赞该时期“远迈汉唐”，后世的史学家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有学者认为永乐盛世远超过了后来的所谓“康乾盛世”。明成祖开创的永乐盛世和后来的明仁宗、明宣宗开创的仁宣之治合称永宣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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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 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逼自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准备削除朱棣。结果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率军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役。后来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号永乐。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据《明史·地理志第十六》记载：“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明朝的领土囊括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初年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乌地河流域，后改为辽河流域;初年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为嘉峪关;并曾在今满洲、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成祖时期甚至短暂征服并统治安南(今越南北部)，永乐年间明朝极盛国土面积约达1000万平方公里。

　　塞北地区

　　15世纪30年代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靖难之役时边塞军队被燕王抽调。因此期间边境略有南移。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军多次北伐，边境形势一度改观。但在明中叶以后，随着蒙古的再次崛起，边境再次南移。并修建长城(当时名为边墙，参见“明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明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

　　东北地区

　　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辖130多个卫所，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废弃之，共持续25年。但原设于此处的各卫所及辽东都司仍然存在，以对当地实行羁縻统治。明英宗正统年间后，鞑靼兀良哈与建州女真部南迁，并不断侵犯辽东都司。

　　西北地区

　　15世纪30年代之后，西北吐鲁番与青海蒙古部日益强大。

　　西南地区

　　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线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安南布政使司，下设十五府、卅六州、两百余县。后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明廷于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放弃，安南恢复黎氏王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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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编制

　　朱棣统治时期军事组织在武装力量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四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取消了护卫。第二个变化是把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调到北方，并把某些北方的部队提到亲军的地位，这就使驻北京的京卫成为帝国中最大的一支部队。第三个是在京师设营，士兵们通过营定期从地方部队轮换去边境防线服役或进行征战，并在营中操练和受训。第四个大变化包括在长城沿线组织边防的镇;这个措施是永乐帝对付这条边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战略的组成部分。

　　朱棣取消藩王护卫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建立的分封制下，亲王具有广泛的权力。朱棣曾经利用这种权力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个经验促使他解散护卫，并让他自己的儿子们离开军镇。在内战期间，他的长子和次子都参加过战役。但是在他登基后，当他在外征战时，他让长子当摄政;次子则因策划反对其兄长而在1417年被捕。

　　同时，像建文帝做过的那样，朱棣也感到非削弱其他亲王——都是他的弟兄——的权力不可;许多亲王被指控有罪而遭到清洗，他们的护卫被解散。

　　因此，到朱棣统治结束时，在原来朱元璋建立的30支藩王护卫部队中，只有4支完整地保留下来。朱棣原来为燕王时属于他的3支护卫部队，即燕山卫，被并入组成北京皇帝私人军队的亲军之中。剩下的23支护卫部队中，有的被调驻不同的地点。其他的则被解散，它们的部队被改编成京师的新的卫。从此，授给新王的封地很少设护卫，到明朝末年，属于军事编制的藩王卫队不到12支。

　　把军事卫队调往北直隶之举是永乐年间进行的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军事改组。在朱元璋统治下，南京的41支卫队合称为京卫;这些部队包括皇帝私人的12支亲军和29支隶属于五个都督府的护卫部队。当朱棣以北京为京师时，他把南京的许多这些护卫部队调到北方。到1420或1421年，北京的卫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原属北京都督府的卫;原来的南京京卫;原属诸王的护卫部队。少数已解散的其他部队也从其他省调到北京。京卫的核心是由构成皇帝亲军的22支护卫部队组成。它们包括3支燕山护卫部队、原属北京都指挥使司的16支护卫部队中的7支，以及曾隶属于南京皇帝禁军的12支部队。这22支护卫部队包括159个所;这些部队号称共有190800人(一卫包括1200人)，但是实际人数很可能大大低于此数，因为到朱元璋时期末年，各地区的卫大致只有它们足额兵力的5/8。 其他6支部队并入皇帝亲军的部队依然归他直接调遣;其中3支原属前北京都督府，3支由各解散部队的士兵组成。这些部队提供了进行建设工程的大部分士兵。

　　南京的军事编制包括29支其他的护卫部队，每支部队分归前京师的各军都督府之一指挥。到1420年，这些部队中大约19支已调往北京，剩下的则是专事水上作战的部队。1420年以后，南京的军事编制由17支隶属于皇帝私人军队的护卫部队和32支由南京五个都督府联合指挥的部队组成。同时，南直隶外围城市原属南京中军都督府管辖的部队则改由北京的中军都督府管辖;这进一步削弱了南京行政的权力。1421年随着北京周围的地区成为北直隶，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开始对该地区进行指挥。从此以后，北京的后军都督府统辖了16支护卫部队，其中11支后来负责守卫皇陵。

　　在改组过程中，大批人民搬迁至北京及其周围的地区。至少有435个所，即明朝全部部队的25—30%驻扎在北京地区，其中335个所原从明朝的其他地方迁来。如果采用前面的计算，这些部队的实际总兵力约为25.1万人，但是真正的数字可能略高。另外，许多士兵有家眷。139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北京地区有定居人口1926595人。因此，有理由认为15世纪初期北京省(1403年以后之称)的人口很可能大大地超过200万。总之，在1422年以后，长驻在北京的部队形成了首都居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就大大地加剧了供养基本上是依附人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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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

　　朱棣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朱棣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1405年，全国税粮31133993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

　　手工业

　　永乐时，布帛、丝绢、棉花绒和果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这也反映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发展。

　　永乐年间是明代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中心。这里人口约十万，洪武年间有官窑20座，宣德时发展到58座。景德镇瓷器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如永乐时的锥拱、脱胎，都是技术上的新创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红是永乐时的名贵瓷器。宣德时的青花瓷更是上品。还有一种用南洋的红宝石掺进釉料中制成的瓷器，称为“祭红”，具有宝石的光泽。

　　制造业

　　洪武年间，全国官营铁矿有13所。这些铁冶，除炼生铁之外，还炼熟铁和钢。但官营矿冶总的说来是停滞不前的。它的生产完全依其他官营手工业部门对生铁原料的需要而定，时而开采，时而封闭，产量极不稳定。而民营矿冶却在稳步发展，这从历年民矿向政府交纳的贡课中可以看出。1403年(永乐元年)，民间交铁课79800多斤;1434年(宣德九年)，增加到555267斤。明朝规定，铁课三十取二，按此计算，在30年中，产量当从近120万斤增至830多万斤，上升七倍。冶铁业中官矿衰落、民矿发展这一趋势，是明代矿冶业，也是其它手工业共有的现象。

　　明初的造船业曾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龙江(亦叫龙湾)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造船业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其他各地的造船业也都很发达。各地造船种类很多，有遮洋造、备倭造、战船、浅船、风快船、黄船，等等。其中海运税粮的遮洋造最大，可装载粮食四五百石。

　　疏通大运河

　　在15世纪初期，元代的大运河已经大段大段地损坏、淤塞和不能通航了。朱棣决定修复大运河和重开运河运输，使之成为另一条供应北京的南粮运输路线，因为首都迁往北京后粮食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大运河分两个阶段进行修理。北段的疏浚和修复工作在宋礼的监督下开始于1411年7月;这项工作包括疏浚河渠130英里和建造38座船闸。这项工程使用了30万名服徭役100天的劳工。从黄河到长江的南段在1415年7月开放。陈瑄在淮安之西建造了四座船闸，以提供通向淮河的入口。运河体系这时能从长江下游流域直通北京;它成了南北之间商业的主要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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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这部《永乐大典》与清朝人修纂的《四库全书》不仅形式不同，目的也不同。修纂《永乐大典》并非出于文化专制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保留下更多的史书，能够为后人所用。[3]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邹辑、姚广孝、王景、等人纂修，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 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中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在编撰《永乐大典》的同时，朱棣还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年4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它们是熟悉儒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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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

　　路线

　　海路：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宏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就是伟大的郑和下西洋。

　　陆路：朱棣还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清朝官修《明史》中描写永乐帝在位期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范围

　　朝鲜

　　1392年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建立。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朝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正统性。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皮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马，1404年送去1万头牛，1407年送去3000匹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年、1406年、1407年和1411年，永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张。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朱元璋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义满(1358年—1408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年，他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的第一个外国使团。

　　朱棣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向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200人，不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易中被忽视了。

　　在1404年至1410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1408年去世时，朱棣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盗。但在1411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1417年11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朱棣又试图与义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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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

　　“永乐盛世”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辉煌的时期之一。统治中国的永乐皇帝朱棣一直抱有恩威遍施海内的“雄才大略”，而盛世雄厚的国力为这个“大一统”信念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永乐盛世的出现，把中国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心。

　　朱棣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永乐帝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础。

　　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还认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采纳的国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文官政府得到加强，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但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北方的京城和漕运制度仍必须维持。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朱棣比明朝的开国皇帝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具有更大的影响。

　　负面

　　朱棣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在位的22年间迁都北京、营建皇宫、七下西洋、五征漠北，件件都需要大量的民力财力。所征派的徭役和赋税，给广大平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永乐十八年，山东爆发了唐赛儿起义，此时距离太祖开国尚不过五十余年。但在这前后，大明王朝已经有过大大小小的起义不下十余次了。[73] 天灾频繁，官员腐败，固然是诱因，但更要紧乃是最高统治者大兴土木，不惜民力。成祖修筑紫禁城所征发的徭役，大多出自于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带。永乐十九年，翰林侍讲李时勉、邹缉等人联名上疏。疏中便揭露了当时人民的困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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